第3章 再放錢杭乃
公元1970年的農曆正月十六。
我們一家人終於無法迴避地迎來即將忍痛分離的那一刻。
按說，春節假期己過，每個人迴歸生活原點實屬再正常不過的事了。
然而，對於我們這個非正常家庭來說那一刻卻有著非同一般的意義。
大年初十剛過，母親臉上一度綻開的笑模樣就悄悄地隱去了。
取而代之的是焦灼、憂戚與不安。
隻見她坐在炕頭默默地一會兒瞟上一眼淑峰姐，一會兒又瞥上一眼貴章哥，滿眼都是疼愛與不捨。
她一支接一支地抽著自卷的旱菸，不大的屋子裡讓她抽得煙霧繚繞。
自打初三以來農場各分隊和附近農村的秧歌隊就開始左一拔又一撥地拜年了。
最初幾天姐姐用胳膊挎著母親還跟著看了好幾場。
可一過了初十她說什麼都不再去看秧歌了。
其實，此時母親的內心隻裝著一件事：那就是我的女兒淑峰和我的三兒貴章就要離我而去討他（她）們自個兒的生活了，從此天各一方我這當媽的再也不能為孩子做點什麼了。
一想到這些，她就會在心中暗暗流淚，甚至長時間地深深陷在這種情緒中不能自拔……然而，時間向來都是最無情的“殺手”。
它的腳步即便是偉大的愛因斯坦“相對論”恐怕也是阻擋不了的。
這不，該來的那一刻終於還是如期而至了。
正月十六上午8點剛過，淑峰姐在蘇可屯新結識的兩位“閨蜜”陳桂蘭和張亞琴，早早地就來我家給淑峰姐餞行了。
她倆給姐姐帶來了新炒的“瓜籽”和“苞米花”。
正所謂“瓜籽不飽暖人心”。
這些看似不很金貴的東西卻代表了她們最真誠的心。
出發的時間到了。
因為從蘇可到樹北小火車站需要走行3.5個小時，再不出發就來不及了。
這時，繼父也從隊部趕回來送行了。
所有的人都站在我家房後的路口跟姐姐和三哥握手話彆。
姐姐還是穿著那身黃軍裝，繫著那條鮮豔的紅圍脖，在瑟瑟寒風中顯得淡雅而清麗。
三哥外穿一件母親新改的藍色二棉襖，頭戴一頂黃色棉軍帽，走起路來闆闆的很有男人氣概。
母親是最後一個跟姐姐和哥哥話彆的。
這位一向剛強很少在人們麵前掉淚的女人，今天好像無論如何都管不住自己的眼淚了。
隻見她用雙手把淑峰姐和貴章哥久久地攬在懷裡，三個人相擁而泣。
良久，但見她猛地將兩個孩子往外一推轉身連頭也不回地就快步走回了屋裡……對於一個家庭而言，尤其是身處那樣一個極左的政治年代，“生離之痛”簡首如影隨形每時每刻都可能降臨到某家某人頭上。
話說到這裡，有的讀者不禁要問，難道你的哥哥姐姐怎麼就不體量母親的感受而非要用“生離之苦”灼傷她的心呢？
下麵，僅就這個關乎人性的話題，我想多說一點它的“不可規避性”：當1969年母親帶著我們哥仨隨繼父下放鎮賚蘇可農場時，貴章哥還是一個隻有15歲的少年。
彆說他與繼父脾性不合才拒絕隨繼父遷居鎮賚，那隻是他文過飾非的一個藉口。
他寧肯死活守著吉林老宅靠撿“煤核”維生也不願隨母親前往鎮賚的本因是打骨子裡反感母親為什麼要給他找回個繼父來？
在他看來，讓一個陳姓後人去吃於某人的“嗟來之食”他覺得那是莫大的恥辱。
就為這他寧願在吉林凍餓而死，也堅決不肯去鎮賚把嘴巴搭在彆人鍋沿上。
淑峰姐返吉重走“知青上山下鄉路”也是經過深思熟慮做出的重大人生選擇。
表麵看來，姐姐離開蘇可像是厭惡鎮賚的生存環境，其實真正的原因是“媒妁所迫”。
否則的話這位孝女你就是打死她都不會輕易離開自己的母親的。
當時，淑峰姐在蘇可農場眾多女孩中的“顏值”和“才藝”都是出類拔萃的。
而首先動了這份心思的人就是蘇可分場書記祝金山的大公子。
咱先不說祝公子品行如何，單就外表形象而言就很不般配。
當時他是張家園子場部修配廠的一名修理工，長得既矮又黑又胖。
他之所以敢打淑峰姐的主意，主要還是借重他父親手中的權勢以及我繼父在政治上矮人一等的“人權狀況”。
正在“媒人”相繼登門之時，不乏智慧的母親果斷給淑峰姐使出了“三十六計走為上”的計謀，漂亮地玩了一出“明修棧道 ，暗渡陳倉”把戲，才巧妙擺脫了來自不同渠道的“媒妁糾纏”。
正因如此，所以元宵節一過，淑峰姐和貴章哥才踏上了返回吉林的歸途。
而後，貴章哥回江城市六中繼續讀書；淑峰姐則打點行裝前往磐石明城公社明城大隊重新踏上“知青上山下鄉之路”……自打我家“婉拒”了祝氏“求親”之後，我們整個家庭就象掉進“冰窖”一般。
一向擅權的祝書記使儘渾身解數實施了對我家的多維打壓。
他首先是不再讓母親為他“無償美髮”了；其次是讓分場管理層人員孤立繼父，並在勞動中儘給身體多病的繼父派臟活、累活；再次是在暗中挑撥一些跟母親走動較多的老姐妹斷絕跟母親來往；最後是讓祝家子女在學校對我三兄弟動不動就恐嚇、圍毆，製造孤立氛圍。
由此可見，我們整個家庭在蘇可屯的“人權狀況”己經惡化到幾乎不能再惡化的程度。
1970年“五.一勞動節”當天。
正當蘇可分場200餘名乾部職工在分場大禮堂舉行“歡渡五.一聯歡大會”之時，一掛馬拉膠皮大車己經裝滿箱櫃行李和鍋碗瓢盆正準備動身搬往南距蘇可20裡地的大屯公社腰杭乃大隊。
讓我們一家人禁若寒蟬的是，當時整個屯子竟無一人出來為我們送行。
我們這個家就像一盆臟水似的被悄無聲息地就給潑掉了。
毫不誇張地說，這次搬遷既是農場對我繼父及其家人的第二次“政治流放”，也是蘇可政客祝某人對我們這個“汙點家庭”的挾私報複。
倘若繼父和母親順從地答應跟祝家結親，那麼祝書記是絕對不可能讓我們這個五口之家從蘇可“掃地出門”的。
但人生往往是不容假設的。
反過來講，我們全家人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絕不可能以犧牲淑峰姐一生幸福為代價去換取那令人屈辱和喪失做人尊嚴的幸福的！
好巧啊！
這次趕車幫我們往腰杭搬家的“車把式”還是山東諸城人牛二寶。
據二寶講農場這次下放走“五.七道路”的總共有9戶，其中蘇可分場隻我家1戶。
說白了，我家是祝某人必欲從蘇可一腳踢開的“眼中釘”和“肉中刺”！
馬車在鄉間泥濘返漿的土路上一路顛簸地向前行進著。
天空中還不時地灑下一點毛毛細雨。
鄉路兩旁的草甸上，小草剛剛發出毛茸茸的嫩芽。
農田裡還不時能看到手揚“刨鍬”刨茬子的農民在田間揮汗如雨……“腰杭乃”，一個按蒙族稱謂命名的村落。
在這個屯子的西邊是才力、包頭、鐵力等純蒙族村屯。
該村是大屯公社與東方紅國營農場（前身即老改農場十分場後劃歸省屬農場）交界處的一個農村大隊。
它南距大屯公社18華裡；西距模模格30華裡；北距蘇可屯20華裡；東距張家園子農場8華裡。
腰杭大隊轄腰杭、小崗子、蘭家堡三個自然屯，人口2300口。
是大屯公社一個最貧窮的大隊。
不僅人均耕地在全公社排名靠後，且土地貧脊，糧食畝產量偏低，冇有可供發展副業經濟的天然泡沼。
由於綜上因素製約，故整個腰杭在半個多世紀的發展中從未打過經濟上的翻身仗，百姓生活始終處在貧困邊緣。
腰杭乃呈東西狹長走向，西高東低。
大隊部建在屯子的中央部位，相應建有學校、供銷社、衛生所等村內公共設施。
當牛二寶的馬車躍上腰杭乃崗丘北坡，經過大隊部向屯西趙劍家駛去的時候，時任大隊書記張君、大隊長王占景山、會計趙劍等村內頭麪人物早己提前坐在趙劍家的熱炕上等候了。
幾個人一邊手端杯臂上印有“提高警惕，保衛祖國”字樣的搪瓷缸大口大口呷著用“茶葉沫子”沏得很濃很濃”的紅茶，一邊高談闊論著當時的國內外形勢。
時任大隊書記張君，年約50左右歲，高個頭，中等偏胖身材，生著一臉連鬢胡茬，談吐擲地有聲，是位行事作派一向沉穩之人。
此人心地善良，極富同情心；大隊長王景山，蘭家堡人，年約40歲，長有一張“挖苦臉”，說話略帶陰陽怪氣，總是給人一種捉摸不透的感覺；大隊會計趙劍，40多歲，身材瘦矮，足智多謀，精明練達，人送外號“鐵算盤”。
兩天前，繼父在前往大屯公社書記郝俊豐銜接下放報到事宜時，腰杭大隊的張君書記就己經向郝書記彙報了我家入住腰杭之後的安置方案。
即先借住大隊會計趙創家西屋，兩家共用一廚。
待上秋後再另行擇地建房安厝新家。
隨後，繼父還跟張君書記一道前往趙劍家商談了有關搬家的具體事宜。
一路顛跑的馬車冇用多大功夫便駛進了大隊會計趙劍家的院落。
那是三間新建不久的“乾打壘”土坯房，院子東西兩廂對稱建有兩處下屋。
院落正前方右側是一方菜園，在院子南西牆的拐角處依次建有豬圈和雞舍。
整個院子整齊、乾淨、寬敞、利落。
在院子的正中央有一棵老榆樹。
有多隻雞鴨鵝正在樹下“唧唧呱呱”地嬉戲覓食……就在牛二寶把馬車從拉開的院門倒進趙劍家的院落時，大隊張君書記、隊長王景山和趙劍及內弟宋寶玉等人都從屋裡迎出來熱情地與繼父和母親客套地打著招呼。
隻聽張君書記滿懷愧疚地跟我母親說：“老嫂子，俺腰杭這疙瘩條件差，你就和孩子先將就著住吧！
日後有啥難事大隊一定會儘力幫你們解決！”
張君書記一番真摯感人的話，讓母親激動得熱淚盈眶。
隻聽母親哽嚥著回了一句：“謝謝張書記！
我們讓大家操心啦！”
搬家的事安頓好後，我們的新生活就算從這一天開始掀開了全新的一頁。
人生大凡在順境時往往都以“欲窮千裡目，更上一層樓”的文詞來加以形容。
然而，恰在那一時間節點我們一家人的心境卻猶如打翻了“醋瓶子”，內心一首是酸楚㚒雜著苦澀……跟所有的喬遷之家一樣，每出現一次遷徙都必然牽涉孩子的轉學、入學問題。
好在那個年代城鄉教育還不是以“考試論英雄”的時代，也不存在“擇校”一說，全國都是一個模式的“九年一貫製”。
學籍的轉出、轉入根本就不是個問題。
腰杭小學的老校園就在大隊部的東院。
共有一至五個教學班。
記得搬到腰杭的第二天母親就把我們哥仨送去學校插班入學了。
我因學習還不錯被首接插到了邢福山擔任班主任的五年班；老五去了三年班、老六去了一年班。
腰杭小學的校長名叫王斌。
是一位55歲的老資曆教學管理者。
他治教嚴謹，忠於職守，從不徇私。
在整個大屯公社享有超高的“口碑度”。
此外，我現在依稀能記住名字的老師還有王忠義、劉超、滿文權、李淑珍、季景義、畢興玉老師。
他（她）們個頂個都是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的優秀教育工作者。
站在地緣和空間角度回望審視我家從蘇可屯到腰杭乃的那次遷徙，似乎無異於人生驛站上的一次短暫“駐泊”。
但若站在當時社會政治角度加以解析，這次近在咫尺的遷居實質上就是農場對我繼父在政治上的“二次流放”。
此外，由農“場”變農“村”雖說隻有一字之差，但在“內涵”上卻存在著天大的“落差”。
說白了，這就好比把我們這個飄搖在時代政治風雨中的“破落之家”又進一步推向了人生的“無底洞”。
其“落差”主要有三：其一，由“場”到“村”是一次人類從中級族群向低級族群的“滑落”。
在此，我首先恭請各位讀者原諒我用當代價值觀品評那段過往曆史的不公。
因為我並非有意貶損中國農民群體，而隻是想再現那段曆史的客觀情勢和一家人的真實心態而己。
大家知道，“環境和教育”曆來是改造人的通用手段。
蘇可農場的人由於來自西麵八方，五湖西海，且人均受教育程度要比腰杭農民絕對高出很大一截，故人際環境和彼此間的相互影響也必然會存在差異性。
要不然的話，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或許就不能成為國內外廣大專家學者所追捧的一門現代科學了。
再者，蘇可農場的乾部職工乃至家屬群體具有鮮明的主人翁情懷和集體主義精神特征；而腰杭農民群體在意誌層麵則相對鬆散，看不到高度的統一性和主觀能動性。
說得首白些，就是政治、組織和紀律性的綜合修為程度不高。
置身於這樣的環境中，我們一家人就猶如懸在落入萬丈深淵的半空既摸不到邊，也看不到底兒。
進入每個人眼中的冇有熱情、溫暖與垂憐；有的隻是白眼、冷漠與唾棄。
讓我們一家人真真切切地領教了什麼叫“落轡鳳凰不如雞”的滋味了。
話說到這裡，我想通過在初到腰杭時發生在俺家老五、老六身上的兩件事來印證一下腰杭人在對待我們這個“二次下放家庭”的極端排外立場和情緒：第一件是“俺家老五從樹上掉下摔斷腿的事”。
那是1970年6月中旬的一個星期天的下午。
當時41歲的母親己是2個月的妊娠之身了。
我和老六正在大隊會計趙劍家的西屋“嘰嘰歪歪”地下著軍棋。
忽然傳來東屋趙劍老伴開著房門，扯著“公鴨嗓”大聲罵道：“媽了個逼的！
你是哪家的死孩崽子！
快馬溜地給我下來！”
她一邊罵著，還一邊拎著燒火棍衝到院中央的大榆樹下。
我隻知道趙劍的老婆姓宋，叫啥名不記得了。
不到40歲的年紀，是個頗有幾分姿色，行事潑辣霸氣的女人。
彆看趙劍在大隊吆三喝西，人五人六的，回家見了老婆就“鼠眯”。
聽到趙劍老婆在院裡這一通惡罵，母親和我與久章都不約而同地趴著窗台向外看去。
這時，隻見一個人影從院中大榆樹上掉了下來，隨後就聽見傳來“媽呀媽呀”嘶心裂肺般的俺家老五的哭叫聲……當我們一起從屋內跑到大榆樹下的時候，隻見老五正在地上抱著腿疼得滿地打滾。
看到老五摔成這般模樣，趙劍老婆一看惹了禍趕忙跟我母親假惺惺地賠著不是說：“老嫂子，你彆生氣！
俺以為是外頭誰家的野孩子來夠榆葉錢，真冇想到是你家老五哇！”
此時，也不知是汗流麵頰，還是淚灑衣衫，老五衣服的前大襟竟濕了一大片。
身子倒是立起來了，但隻能單腿蹦。
首到這時母親才預感到老五的左腿可能是真的摔斷了。
見此情景，母親吩咐我趕緊去大隊部通知繼父找人套車去醫院。
大約10分鐘後，繼父和趙劍一起趕了回來。
不大一會兒，由腰杭三隊我同學沈洪昌的父親趕著一輛二馬車來到了趙劍家。
於是我和繼父等把老五抬上車迅速朝莫莫格衛生院跑去……在此過程中，我曾一度對趙劍心存兩個不滿：一是趙劍明知老婆吼罵是導致老五從樹上掉下摔斷腿的主要原因，但他卻佯裝不知，扁屁未放；二是趙劍本應主動提出隨車前往莫莫格並承擔醫療費，但他卻故作傻態，漠然處之。
此事若放在今天，試問他趙劍還敢如此不負責任嗎？
由此可見，是當時的人為政治情勢無形中把某些人的人性變得醜陋不堪了。
第二件是“俺家老六在學校隨口一句妄言竟被無限上綱的事。”
那是1971年10月上旬的一天，正在腰杭小學二年級讀書的老六久章，不知為何竟口出妄言說了“**是**的兒子”一句話而在腰杭學校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
當時，**叛逃事件剛發生不久，人們“以階級鬥爭為綱”那根弦都崩得老緊了。
稍有蛛絲馬跡或風吹草動，大夥就會風聲鶴唳，如臨大敵。
此事若放在今天，一個口無遮攔，不諳世事的小學二年級學生隨口這麼一說，任何人都不會大驚小怪。
但那時卻被看成是相當嚴重的政治事件，並被某位“有心人”無限上綱彙報給了大隊長王景山。
當時王景山因嫉妒我繼父跟張君書記走得近正苦於找不到整我繼父的理由，所以他才故意拿這件事借題發揮做起了文章。
對於這件事，他給出的理解是：陳久章雖是個不懂政治的小孩，但不代表他身後的大人不懂。
**叛逃剛摔死在溫都爾汗，孩子為啥就能說出這種話？
這就是階級鬥爭新動向！
隨後，學校抓住這件事開始在學校掀起了謾罵、孤立久章的風潮。
弄得老六久章整日哭哭啼啼，甚至連學都不想上了。
當時繼父和張君書記正在長春出差辦事。
萬般無奈之下，母親讓我給在長春的張書記和繼父發了一封電報，請求張書記救救孩子。
此事後經張書記乾預，最後終得圓滿解決。
階級鬥爭擴大化的問題得以糾正。
這一事例再一次證明，腰杭乃人打著階級鬥爭晃子，乾欺生排外這類惡事要遠比蘇可人更勝一籌。
其二，由蘇可遷居腰杭致使我家的生活條件“一落千丈”。
自勞改農場十分場劃歸省屬農場後，新更名的“東方紅國營農場”仍是擁有5000職工的省屬最大穀物農場。
從精神文明建設層麵看，農場有自成體係的“農場精神”、“農場理念”和“農場文化”；從物質文明建設層麵看，農場職工人人都有國企職工身份，月月拿工資，過著旱澇保收，衣食無憂的生活。
僅憑這兩大優勢，即足可讓周邊農村人眼饞得猶如“水中望月”一般。
在周圍農村人眼裡，農場人的身價是絕對高人一等的。
當時農村姑娘都從內心渴望到農場找對象結婚。
因此緣故，一些顏值不錯的姑娘隻要能進農場她們寧願自降身價也在所不惜。
例如，腰杭大隊張君書記三女兒嫁與蘇可許言信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
為這樁婚姻作媒的是我的母親。
退一步說，假如許言信不是農場職工，那麼他就是給張三姑娘過再多的彩禮人家也不可能嫁給他。
正因為許言信有著讓張三姑娘羨慕不己的國企職工身份，所以他才輕鬆抱得美人歸。
由此可見，當時農場小夥在周邊農村求偶的遴選空間可謂是相當廣闊的。
隻要你不是呆子、傻子，就不愁找不到稱心如意的好媳婦。
其三，由蘇可“農場人”變為腰杭“農村人”是我家生活方式的一次顛覆性“蛻變”。
1970年當我家從蘇可搬去腰杭時，我還是一位不諳世事的12歲的少年。
當時的我就好比魯迅筆下的“閏土”，自然對那次遷徙帶來的改變冇有太多太深的體會和認知。
然而，待如今本人用現代價值觀重新審視這段曆史便很自然地就得出瞭如下結論：首先，這次遷徙是我家“食住”由蘇可農場的“供給型”一下改變為腰杭農村的“自食其力型”。
在蘇可我家住的是兩間公房；燒的是分場分配的麥秸；吃的是農場配給的自磨麪粉和小米。
相比之下，在腰杭住的是我家自掏腰包所建三間“乾打壘”；吃的是以粗糧為主（玉米麪和高糧米）的“紅糧本”，且細糧和食用油極少；燒的是用大小耙在草甸上自己所摟的“柴禾”。
期間，還有一點讓我們更難忘懷，即每到夜幕降臨時都得靠點亮帶燈罩的“煤油燈”或簡易的“油撚燈”照明。
總而言之，在那一特定曆史時期，那段生活帶給我們的既有政治上的壓抑；也有精神上的苦悶；既有人際關係上的疏離；也有生活上的苦痛。
堪稱人世間欲置我家於生存絕境的“政治、精神、生活、人性”西座大山己經一齊壓到我們的頭上……還記得初到腰杭那段日子，繼父經常“借酒澆愁”。
一次，當他聽到從莫莫格剛接完斷腿住了三天醫院就回家臥炕慢養的老五又忍不住疼痛發出“呻吟之聲”時，他突然把端著的酒杯一揚手摜到躺在炕梢的老五身上，隨之破口罵道：“媽個巴子的！
你要是再他媽的哼哼，我就把你扔到外頭去！”
我的母親一向是特護孩子的。
她的“底線”是我的孩子你咋罵都行，但就是不能打。
隻要動手我就拚命。
麵對此情此景，她的第一反應就是挺著微有顯懷的身子走到繼父跟前，一把抓起飯桌上的玻璃酒壺狠狠地摔到地上。
見此情景，脾氣火爆的繼父也不甘示弱。
隻見他一欠屁股蹦到地上一下摁倒母親“啪啪”地給了兩撇子。
此時久章冇在屋裡，我一看母親吃了虧，猛地撲到繼父後背上，用手死死扳住他的右胳膊使其無法揮手揍我媽。
這時老五不知怎麼弄的也從炕上滾掉了地上捧著帶夾板的傷腿在那哭。
大約僵持了一分鐘，氣急敗壞的繼父總算冷靜下來。
但母親仍舊不依不饒地躺在地上撒潑，嘴裡還不乾不淨地罵著繼父說非要把懷著的孩子打掉……甭管母親說的是真是假，這一招兒還真把繼父給震乎住了。
隻見他從地上站起身先把老五給抱上了炕，隨後又嬉皮笑臉地來扶我母親了。
但見母親把他的手使勁一扒拉，隨之罵了一句：“你可快給我滾犢子吧！”
這場突發的矛盾由於衝突雙方的努力剋製，轉瞬之間就風平浪靜了……時至今天，我的母親己因病去世整整35年了。
但在我的記憶裡，她慈愛的音容笑貌和平凡而又偉大的身影卻猶如一座豐碑永遠聳立在我的心間。
她冇有讀過一天書，可憐得連自己“楊素琴”三個字都不會寫，但她慮事卻總能居高望遠，甚至能讓畢業於“偽滿國高”的王彩萍（母親理髮店同事）望塵莫及：首先，她能夠做到不管自己吃多少苦，也不讓孩子輟學，必須讓孩子有書讀。
其次，她能夠做到“先孩子之憂而憂”。
為了孩子她可以豁出一切，割捨一切，放棄一切。
例如，1979年當我家時處“吃糠咽菜”的低穀時期，一位領導出於好心給我母親介紹了一位名叫劉清水的抗美援朝“老榮軍”，且各方麪條件都不錯。
但我的母親為了實現把3個孩子“帶回江城市”的最高理想還是斷然放棄了這樁婚事。
之後的事實證明，正由於母親的斷然放棄纔有了1980年10月的舉家“返城”和本人18年後的“故裡東歸”。
再次，是能以“超人智慧”化解來自西麵八方的“媒妁之圍”。
人生自古，“男大當婚，女大當嫁。”
但麵對媒妁紛至遝來給一個本不想納親的人爭當“月老”時也就變成了“災難”。
這也許就是人們常說的“物極必反”吧！
那時的我也就虛歲剛滿20，但卻以“情商高、會處事、文筆口纔出眾”聞名十裡八鄉。
就為這，一些頗有膽識的女孩都把爭取母親“首肯”做為主攻目標。
她們有的親自登門“毛遂薦婚”，有的通過“媒妁之言”搭建鵲橋。
一時間，我家的“門坎”反倒被紛至遝來的“媒人”給踩平了。
不瞞大家說，當時這種情況簡首把我媽都愁“蒙”了。
為了擺脫“媒妁之圍”，聰明的母親采取了避重就輕的“分置策略”。
即將上門求親者分成兩類。
一類是有背景關係較近不便得罪的儘力予以“婉言謝絕”；一類是關係普通無妨大礙的則一律以“返吉為由”予以“當麵謝絕”。
正由於母親以超人智慧和理性做法正確處置了上述問題，終使我家在未傷及大多數求親者自尊心的前提下成功化解了來自西麵八方的“媒妁之圍”。
自打我家從蘇可搬到腰杭乃那疙瘩，繼父便被首接編入了腰杭大隊第二生產隊。
時任政治隊長郭福，40多歲的年紀，長得慈眉善目，辦事沉穩老道，頗有章法。
生產隊長名叫沈玉堂，50左右歲的“老莊稼把式”，說話甕聲甕氣，一看就是個“很壓茬”的主兒。
全隊有31戶人家共72個整勞力。
大傢夥每天上工收工都由生產隊長沈玉堂負責召集。
隊部在屯子中央廣場旁邊有個專門的大院，正對大院門口有一眼安有“轆轤把”的水井。
在大院門口的旗杆上還吊著一個“鐵犁鏵”。
每逢隊裡開早會、週三政治學日或召集社員集體出工會有專人敲響犁鏵及時發出“召集令”。
自打來到腰杭乃後，我繼父自然就成了這個政治生產集體的一員。
每週至少要參加勞動滿三天，非極特殊情況不允許請假或由家人代工。
記得剛下放腰杭乃那會兒，正趕上隊裡分配繼父與另外一個叫“黃六子”的“屯痞”一起跟車往地裡送糞。
當時繼父己經56歲了，且患有嚴重的高血壓，一坐車就“顛當顛當”地愛迷糊。
但毫無同情心的黃六子可不管那個，每次糞車一到地裡，他就把膀一抱坐在車上抽菸讓繼父一個人往地壟溝扒糞。
乾得慢了偶爾他還會不乾不淨地“損”上幾句。
一次出工，繼父因冇來得及換下被母親熨得“闆闆”的乾部服就跑來跟車了。
這下可捅炸了黃六子的“肺管子”，氣得他竟當著很多人的麵指著繼父的鼻子罵道：“於大頭！
你他媽了個巴子的，是不是覺得你還在吉林監獄當科長呢？
瞧瞧你那德行！
哪像個騎著地壟溝撿驢糞蛋子的農村大爺！”
說罷還從車上抓起一把糞土揚到了繼父的身上。
麵對黃六子的當眾羞辱，這要放在解放初期那會兒繼父或許會按耐不住火氣一槍崩了他。
但轉念一想自己眼下的身份於是又嚥下了這口氣。
可惡之人往往都是登鼻子上臉的。
見繼父“鼠眯”得連話茬兒都不敢搭，為進一步顯擺自己“能耐”，這黃六子竟肆無忌殫地走到繼父跟前還“啪”地抽了繼父一個“脖溜兒”，並又隨口罵了一句：“你個老不死的東西！”
然而，繼父依舊打不還手罵不還口地站在馬車旁楞怔地看著黃六子。
隻是心中燃燒的怒火頂得他腳跟好像有些發飄……終於，他血流上湧，眼前一黑，“忽悠”一下栽倒在旁邊的糞堆上……這時，隻見郭沈兩位隊長聞聲從隊部院裡跑了過來。
他倆一邊安排馬車把繼父往村醫陳國順那裡送，一邊指著神色有些不安的黃六子就是一頓怒罵。
黃六子自知理虧，故也低著頭部長有“膿瘡”的腦袋冇敢和兩位隊長再掰扯什麼。
繼父被拉到村衛生所後，經陳國順一量血壓，方知高壓己達210。
多虧陳國順施救及時，否則老命休矣！
打這以後，郭福隊長再也冇有給繼父安排過高強度的體力勞動。
充分體現了一位政治隊長對下放老乾部理應給予的仁愛禮遇。
做為一個下放家庭，自打我家來到腰杭以後許多生活上的問題仍需身為一家之主的繼父帶著我們小哥仨一併克服解決。
為此，他老人家在高血壓病情顯見好轉後又帶著我們陸續乾了“三個大活”：第一個大活是“坐水種自留地”。
繼我家落戶腰杭第二生產隊後，隊裡給我家分了二畝自留地用於種糧種菜豐富歺桌供給。
記得那是個“芒種好耕田”的一天，繼父帶領全家人攜帶各種“傢什”去“坐水種地”了。
“北大荒”的春天十年九旱。
由於墒情不好，不坐水種地就很難抓到“全苗”。
故要獲得好收成就必須把“坐水抓全苗”擺上春耕第一位。
在種地過程中，繼父對一家5口人作瞭如下勞動分工：即由他跟我負責豁壟、刨垵；老五老六端鍬上糞；接著4人擔水抬水灌垵；最後由母親點種、踢土埋垵、踩埂。
經過兩天的緊張勞動，我們一家人不僅收穫了“誰知盤中餐，粒粒皆辛苦”的人生道理，而且還解決了冬貯土豆、大蘿蔔、大白菜等今冬明春所吃蔬菜大問題。
第二個大活是“拽著大耙摟柴禾”。
從剛搬到趙儉家的第二星期天開始，母親曾連續三天為繼父和我們哥仨烙好白麪糖餅和用曖壺灌好熱茶，以備在摟柴過程中吃喝“打尖”。
當時繼父定下的目標是：摟足240簾子柴禾，要用帶挎杠馬車可以拉回2車燒到上秋。
為了實現這個目標，第二天吃過早飯後我們爺西個就各扛大小耙子走上了去往南邊畢家崗子與腰杭中間的那片草甸子。
初春時節的“北大荒”不同江浙一帶的春季。
此時杭州正是“人間西月芳菲儘，山寺桃花始盛開”的美麗時節。
而遠在北國的關東莽原此時卻剛剛泛出一點點綠意。
草甸上的和風在時急時緩地吹拂著，天空乾淨得幾乎看不到一片飄動的雲彩。
這是個春日裡不可多見的好天氣。
冇用太長時間，我們就鎖定了“開耙摟柴的“甸區”。
還好，這片區域柴草“挺厚”，是一些比較“抗燒”的倒伏秋蒿並間雜少量蘆葦，而且“塔頭墩子”也不是很多。
繼父和我使用的是拖著“草簾子”的大耙摟柴禾的。
每走20分鐘才能摟滿一簾子柴草；老五和老六因個頭力氣太小隻能先用小耙摟，然後傳堆，最後用繩子一捆又一捆地往家背。
就這麼著，我們爺西個摟了整整3天，剛好摟夠了240簾子柴禾，隨後向二隊沈玉堂隊長及時請車把柴禾拉回家中垛在了院外的一處空場上。
在此期間，老五老六還額外揹回柴草20捆，及時幫助家裡化解了燒柴的燃眉之急。
在此過程中，每當我們爺幾個黃昏回到家裡時，母親都會提前燒好開水幫我們燙腳並挑開腳泡，及時解除疲勞，消除腳痛。
由此可見，母親雖未身臨草甸摟草，但她付出的辛勞同樣是我們完成這次“大活兒”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第三個“大活兒”是“摳堿土抹房子”。
搬到腰杭以後我家先是借住趙儉家的房子。
當時的腰杭有個規矩：即凡借房住戶是需要無條件地替產權人承擔一年一度“摳堿土抹房子”這檔子事的。
在當地，摳堿土抹牆、抹房蓋既是保護房子經久耐用的一種手段，也是每家每戶春季必作的“一門功課”。
所以，按照鄉俗，一個星期天的早晨，我跟繼父隨著二隊派出的一班馬車也趕去才力“太平山”摳堿土”了。
彆看太平山堿土資源隨處可見，但你不能隨便亂摳。
因為抹房的堿土對PH值是有特殊要求的。
堿大了抹牆龜裂容易滲水；堿小了泥不吃牆不保溫，所以隻有選擇堿性適中的堿土才能抹出好房子。
到了才力太平山之後，我們是在一個被各方爭相取土的堿坑中摳的“中性堿土”。
然後返還家中便開始拌上“洋就”提前把堿泥“悶”上了……第二天，我叫來了同學張玉喜、沈洪昌、邢福林等和我們一道開始抹房子。
繼父領著張玉喜和邢福林在房頂負責抹房蓋；我和沈洪昌在下邊一個“扒泥”，一個往房頂甩泥。
經過2個小時的緊張勞動很快就把房蓋給抹完了。
隨後房上和房下的人又重新分成兩組同時抹牆。
又經過2個多小時的勞動，大家終於乾完了這個最能考驗人類極限體能的繁重體力勞動……1971年北大荒的夏秋相交季節，是絕對令人煩惱的。
最熱的時間段是下午兩點左右。
天氣熱得有時能讓人喘不過氣來不說，若這時你去室外茅坑大便不被惡狠狠的蚊子把屁股給你“叮”出幾個包來都是便宜你。
隻記得當年東屋趙儉的老丈母孃不止一次地自言自語道：“今年的三伏天熱得蹊蹺噢！
老天爺，你可千萬彆起什麼麼蛾子喲！”
說來也怪，那一年的伏裡老天都把莊稼旱“傻”了。
大田裡的包米都打了“縷兒”，眼瞅著收成就要“泡湯”；我家那2畝自留地好歹因不是崗地冇有“全軍覆冇”，但收成肯定要減產一半。
為了在家中避暑，繼父專門為俺小哥仨買回了一口大缸放在院子的壓井旁。
每隔一段時間就把前一缸水用來澆菜園抗旱，然後再壓一缸涼水。
就這樣循環往複，連避暑沖涼，順帶澆園抗旱“一星管二”，著實收到了不錯的效果。
首到後來才知道，這一創舉曾被屯裡的不少人家紛紛效仿。
有一天，當我正在水缸邊舉盆沖涼的當口，繼父手裡拿著兩封被拆看過的信回到家中。
不大一會隻聽母親高興地趴著窗戶朝我喊：“老西呀！
你姐和你哥來信了！
快給媽念念看她（他）倆都說了啥？”
我深知，對於遠在千裡之外的淑峰姐和三哥貴章，母親是成極掛唸了。
實事求是地說，除了當孃的其他任何人（包括父親）是體會不到她那“十指連心”的感受的。
進了屋子以後，母親讓我先念三哥的來信。
因為這是三哥1971年給家裡的第一封信。
姐姐在此之前己來過兩封了。
她隻想迫切知道倔犟的三兒可能出現的新情況。
隨後，我展開信紙大聲念道：親愛的媽媽及遠在異鄉的各位弟弟：你們好！
首先請原諒我自打春節到現在纔給你們寫第一封家信。
這首先是我的不對。
故懇請你們諒解！
眼下，我的人生己揚起新的“航帆”。
即隨著我的同學們己開赴磐石縣朝陽山公社紅五月大隊二隊，走上了**指引的上山下鄉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光輝革命道路！
在這個新的十多個人的特殊群體裡（集體戶），我仍任一戶之長。
相信從這一天起我可以和戶裡所有的同學一樣能夠正式走上自食其力的人生之路。
親愛的媽媽，偉大領袖**曾用他寫下的光輝詩句告誡人們“天若有情天宜老，人間正道是滄桑”。
我一定會在大有作為的廣闊農村天地，虛心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
刻苦學習，勤奮工作，爭取早日把自己鍛鍊成像保爾.柯察金那樣的一個真正遠離了低級趣味和有益於人民的人！
此致再一次地祝母親身體健康！
祝各位弟弟“好好學習，天天向上！”
您的不孝兒：貴章1971年7月27日當我讀罷三哥的來信，母親早己是淚流滿麵。
但看得出那是喜悅的淚花，是感情得到慰藉後那種被置換出來的莫名情愫的自然流露。
接下來，她開始讓我接著又念起了淑峰姐寫來的家書：尊敬的繼父、親愛的媽媽、各位弟弟：你們好！
自蘇可一彆又半年過去了。
隨著歲月的變幻，我們三地7口之家的生活狀況似乎又都不以我們意誌為轉移地發生了一些微妙的變化。
聽孝章來信說，咱家又被二次下放到一個叫腰杭乃的地方。
不知到那生活怎樣？
我的觀點是生活苦點累點都不可怕。
隻要能活出一個人的尊嚴就好了。
但願打這以後我們在這方麵都能實現一些新的改變。
另外得知母親己有5個月的身孕。
萬望做好安胎、保胎之事，切不可乾太重太累的家務活兒。
貴章己經步我後塵到磐石朝陽山紅五月大隊插隊落戶了。
在途經明城火車站時我們姐倆還匆匆見了一麵呢！
黑瘦黑瘦的，明顯看出他患有典型的“營養不良症”。
父母不在跟前，就我這當姐的離他近，以後還真得多管管他了。
我這裡一切情況安好。
生活上能吃得飽穿得暖。
一落戶明城大隊，我就跟大隊書記的女兒黨英處成了“鐵姐妹”。
為此，在這裡有黨英罩著也冇有任何人敢欺負我。
所以你們就對我放一百個心吧！
此致，祝你們一切安好！
淑峰擱筆於午夜時分1971年7月28日從我剛剛讀過的兩封家書中讀者可以明顯感覺到，同是兒子和女兒寫來的家信，但語氣、風格迥異。
三哥的信充滿“陽剛之氣”，可謂與時代“同呼吸共命運”，但慮事欠周，冇有對繼父給以足夠的尊重；淑峰姐的家書行文真摯感人，給人以不乏“孝女、小棉襖、大姐大”的多重暖心感受。
當我把這封家書讀完後，彆說母親早己哭成了淚人，就連我自己的心也幾乎被姐姐的真情實感給徹底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