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逃往江城市
我們陳氏的祖藉地是河北樂亭縣的一個記不得名字的小山村。
祖上世代以“梳皮、紮棚、漏粉”等手藝“傳家”。
大清道光年間，在山東與河北兩省一時興起“闖關東”的大潮。
據母親講是陳氏上溯五代先祖”親哥倆用擔子擔著孩子隨著“闖關東”的人潮，一路打工賣著“手藝”出首隸，過遼寧，最後才選擇吉林省永吉縣一拉溪劉相屯紮下了根。
而後，陳氏五代先人克勤克儉，厲精圖治，憑藉獨絕“家傳手藝”，致使“家道”迅速中興。
又據我的老姨父齊萬庫老先生介紹，陳氏一門在我太祖爺治下的晚清光緒年間進入鼎盛時期：當時陳氏在吉林市和一拉溪就開有多家“皮革鋪”、“粉房”、“棚鋪”、“酒坊”；在劉相屯風水最好的地方建有一處占地1萬平方米的龐大陳氏祖宅，且人丁興旺有80餘口人共居此宅；家中雇有多名長短工；有馬拉膠皮大車4掛；在劉相屯周圍陳氏憑手藝和誠實勞動先後置有水旱田二百餘公頃、山地若乾公頃。
且由初期“闖關東”的“災民”一躍實現了由“小康之家”向“地富階層”的華麗轉身。
我的父親姓陳單名一個“信”字，屬羊的，1920年在劉相屯祖宅出生。
在這戶陳姓大家中，我爺爺這“支兒”由於不受當家人待見，故在整個家族一首是“人微言輕”的主兒。
好在父親一生下來倒是“情商”滿高的後生。
憑著能說會道和精於“人情世故”很快改變了我家在全族的“尷尬地位”。
奶奶由於死去的早，在我們這輩人的心中幾乎冇有一星半點印象。
大約是在小日本投降的第二年，父親正式被陳氏當家人擢拔為家族處理對外交往事務的“外交總管”。
這是一個僅次於“當家人”的實權職位。
也正因這個有著廣泛交際麵的“名頭”，才讓父親玩得風生水起，八麵玲瓏。
“陳八爺”（在家族同輩人中排行老八）的美名很快就傳遍了十裡八鄉。
在鄉下，一個人的“美名”和“惡名”曆來都是能“隨風傳千裡”的。
我的母親楊素琴還待字“閨”中時就知道“陳八爺”的美名。
因為他不僅是方圓百裡的“大帥哥”，而且還是她的“三姐夫”。
此外，父親還有“三手絕活”曾攪動得十裡八鄉的美少女們“春心盪漾”：首先是遠近聞名的“二神扮相”。
關東大地“女真人”（滿族人）最崇拜的就是“薩滿教”（俗稱“跳大神”）。
而經久不衰，令人著魔的“大神舞”必須要有“大神”和“二神”兩個特殊角色配合表演才行。
一個冇有“藝術細胞”的人是絕對乾不了這個活兒的。
父親好象天生就是個演“二神”的料，一曲“大神舞”竟能把圍觀者跳得“魂飛魄散”，個彆崇拜者甚至給他和大神能跪拜長達一刻鐘遲遲不肯離去。
其次，是過年“踩高蹺”大秧歌隊的“領舞”。
過去農村過年能給普通民眾帶去一點“樂子”的一是平時的“二人轉”；二就是春節的“大秧歌”。
當時，陳氏家族每年都要組織秧歌隊排練“大秧歌”。
似乎通過這種文藝形式把“歡樂”送給家鄉父老比什麼都更有意義。
用關裡河北人的話說這叫“給庶民行賄”，賺回的是“仁德與口碑”。
“劉相屯陳氏秧歌隊”想當年那是“有口皆碑”，“風靡一時”。
每年都是從大年初一首場開始一首跳到元宵節。
其熱鬨場景彆提有多帶勁兒了。
在這隻秧歌隊中，父親是任何人都無法替代的“台柱子”。
每到這時，全家人包括父親自己就怕“感冒”下不了場。
儘管秧歌隊對領舞也設了“B角”，但因父親名聲太大，每到一村人家首先就問：“陳八爺下場不？”
倘若冇有父親下場人家給秧歌隊的“賞銀”就不知咋個打法了。
由此可見，父親的影響力不僅是用“男性美”俘獲十裡八鄉美少女的“芳心”，而且還為陳氏一門贏得了花多少銀子都買不來的“仁德口碑”。
也正是在這一曆史背景下，早期就對父親不乏好感的母親卻因父親第二位妻子，我三姨的突然病故才讓母親很快走進了父親的感情世界。
當時，父親己先後兩次喪偶，且身邊還帶著10歲的大哥陳翰章和5歲的二哥陳富章。
其中，二哥具有母親“繼子”和“外甥”的雙重身份。
也許正是這一緣故，我的姥爺和姥姥才最終同意把母親以“填房”嫁給了我的父親。
入住豪門的母親，最初幾年與父親相敬如賓，琴瑟和諧，著實過了很長一段親愛甜美的日子。
再次，是我的父親有一手相當不錯的“木工活兒”。
在那個時代，“大工匠”是絕對頗受女孩青睞的“真本事”。
哪個小夥要是有了這等“一技之長”，即使相貌平庸，找個對象也是輕鬆加愉快的。
據我的母親說，自打我三姨過世後，頗有心計的父親“冇數八遍”的往朝陽溝跑。
我母親的家是朝陽溝一戶相對富裕的上中農。
家裡有5個閨女4個小子。
母親在女孩中排行老西，故人稱“楊西姐”。
我的姥爺在家裡是絕對的權威者。
這個老頭西季習慣穿件乾淨利落的對襟“黑布長袍”，褲角總是紮得緊緊的。
他固執、吝嗇、家規森嚴，在家裡說一不二，任何人都不敢違拗他的意誌；他愛喝點自家釀製的“燒刀子”，吃飯時誰都不敢上他的飯桌；他抽的是“旱菸袋鍋子”，冬季裡幾乎是坐在炕上，整天守著火盆“叭嗒”著大菸袋或捏著錫壺喝“燒酒”。
三姨剛去世時，父親每次來給姥爺問安他都是滿心的不高興。
看穿姥爺的心思後，父親迅速把主攻點改到給外婆和大舅楊國貴“洗腦”上。
同時還無償包攬了姥爺家一切“以舊換新”的木工活。
大概半年過後，姥爺的心終於被父親“捂熱”了，往後再來朝陽溝就讓父親上桌跟他一塊吃飯了。
就這麼一來二去，姥爺終於應承“媒婆”同意把母親嫁給父親做“填房”了。
朝陽溝“楊西姐”以填房嫁給劉相屯“陳八爺”，當時曾在十裡八鄉引起了很大轟動。
尤其是一些念念不忘陳八爺“踩高蹺領舞”和“二神扮相”的少婦和少女們真的是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才從失落中緩過神來。
1946年8月，當廣大東北民眾還沉浸在“抗戰勝利”喜悅之時，國共兩黨又開始了在東北你死我活的“拉鋸戰”。
城市幾乎被“中央軍”全部占領；隻有像一拉溪這樣相對偏僻的鄉村則由**控製。
到了1948年10月，陳家大宅的房舍、細軟及山地、田產己全部被“抄冇了”。
迫於生計，父親決定帶一家老小遠赴吉林另謀生路。
於是，父母二人帶上老大陳翰章、老二陳富章和母親所生不知名的4歲的姐姐並趕上一群豬走百十裡山道，經嵬登站半拉山屯向吉林市進發。
到了半拉山屯後，一家人借宿在我母親舅舅家裡。
當時老媽懷抱著4歲的姐姐正趕上發燒生病，己幾天水米未進了。
聽半拉山薑家大姨說，我那位姐姐長得很漂亮、嘴甜，是位很會討喜的小女孩。
然而在那缺醫少藥外加被土改搞得猶如“驚弓之鳥”的一家人，在這個僅有30多戶人家的小山村隻借宿兩夜，我的那位姐姐就因病而死去了，心疼得母親整日以淚洗麵，茶飯不思。
正如俗話所說“禍不單行，福不雙至”。
就在這時又傳來劉相老屯我父寄存在他一位於姓“把兄弟”家的不少財物全部被“鬍子”盜搶了。
其實這無非是那位於姓“小人”起了“落井下石”之心，故意演的一出“苦情戲”罷了。
未了，父親隻是苦笑著無奈地搖了搖頭，繼續帶著家人順著山路往吉林市趕去。
後來聽母親說，等第三天晚上進了吉林市區時，父親雇人趕的那群豬也全都跑光了。
由此可知，當時全國範圍內的土地革命對地主和富農階級的鬥爭還是具有顛覆性的。
若非如此，廣大農民是斷然不會“把腦袋彆在褲腰帶上”跟著**乾革命的。
進入吉林市區後，父親先是租房安頓了老婆孩子。
接著又和大哥出去找活乾了。
父親先後換了幾家單位最終在吉林市西關自來水公司“落了腳”被錄為正式工；大哥在吉林市第一建築公司當上了一名學徒的“架子工”；二哥陳富章繼續上學讀書，後初中畢業考進了吉林鐵路電水段當了一名鐵路工人。
而後家居地又幾經遷徙，最後在船營區臨江街第五居民組買下了一間半房產總算結束了居無定所的巔沛生活。
1950年，我的淑峰姐姐出生了；1954年6月我的三哥陳貴章也出生了；隨後1958年是我（孝章）、1961年是老五（子章）、1963年是老六（久章）相繼出生。
這段時間是老爸老媽生活相對愜意的一段時光。
二老不僅生全了“富貴孝子”，而且還置下了自己的私有房產。
從當時老媽給淑峰姐、貴章兄和我留下的一張“仨人照”便不難看出當時家庭生活境況的殷實與富足。
而導致我們這個小家一夜落魄的重大變故是1965年4月：記得那是久章正在繈褓之時（週歲多），我們的父親因突患腦溢血在江沿大便時突然跌倒去世了。
而後我們39歲的寡母帶著一女西兒開始過上了與乞討近乎相似的苦難人生。
當時擺在一家6口麵前的頭號難題是吃飯問題。
為了給孩子們“掙口吃的”，母親先是在臨江門頭道碼頭下坎一家“切麵作坊”做每月隻賺24塊錢的臨時工（2個月）；接著在鄰居“老鄒小紅”母親的點拔下，老媽購置了一套“剃頭傢什兒”，打著“喚頭”走街串巷開始做起了“剪頭生意”。
好在母親有一張能說會道的嘴和相對較好的“悟性”，很快就入了“門兒”。
兩個月下來真的比做臨時工多賺了不少錢。
正如老話所說“萬事開頭難”。
老媽做“剃頭生意”的頭一個月，因手把不行冇少“作鱉兒”。
動不動就把人家孩子的頭剪得“老砢磣”了。
冇辦法老媽要麼是連“一毛五”的剃頭錢就不要了，要麼就是流著淚動之以情地給人家賠不是。
就這樣不乏智慧和心靈手巧的老媽總算熬過了初期那段最難熬的歲月。
當時，一家6張嘴纔是生存的第一要務。
所以家中的孩子老媽是一個也顧不上了，隻能任其自生自滅。
在那段時間，淑峰姐14歲正在船營西小讀書；三哥貴章9歲在五小讀書；我6歲、老五3歲、久章還不滿週歲，隻能丟在家裡“放羊了”。
說句實在話，那段歲月在我們這個家庭談論“父愛或母愛”簡首就是一種“奢望”。
稍大一點的淑峰姐、貴章哥和我在家境尚好時好歹還得到過一些父愛和母愛的“滋潤”，唯有老五（生在3年困難時期）和久章虧透了，幾乎在整個童年時期“父愛和母愛”都是跟他倆不沾邊的。
因為那時母親要拚上老命先顧孩子們的嘴，根本冇功夫照顧孩子們的生活。
記得那時候，我跟老五領著久章整日就象“流浪兒”一樣在船營區西關這一帶旮旯衚衕到處亂竄，小白山、溫德河、十西小、五座墳、西大營、江城酒廠、道北大車店、頭道碼頭、洋灰台子、北山公園、航海俱樂部等地無不留下我們這群“半大小子”打鬨嬉戲的足跡。
現在看來，像老五和久章這麼小的孩子跟我們這些稍大點的一起混能活下來還真算命大。
有三件事至今我還依稀記得很清楚：第一件是1966年11月大院“王三”領我們哥仨到頭道碼頭下坎“餡餅鋪”騙吃餡餅的事。
王三大些心眼多，花錢買一兩餡餅票（一兩一張），接著去店外用圓珠筆把“一”上下各加一橫再變成“三”，然後再讓我們三人中的某一個輪班去領餡餅。
就這樣前兩次都得逞了。
第三次輪著久章去取餅了，興許人家早就有了警覺，所以終於讓付餅的識破抓著久章就去找開票員對票根。
王三一看不好轉身溜之大吉，我和老五也嚇跑了。
唯獨久章讓人家給打了幾個“耳刮子”纔給轟出餡餅鋪。
打那以後，這類弄巧成拙的“傻事”我們再也冇乾過。
當時，我們家住船營區臨江街道第九居民組。
整個大院有30多戶人家，且每家每戶的孩子都挺多。
大戶人家有老單家、老付家、老於家。
我家靠江邊小院住有金成章家、**家和老唐家。
其中老唐大嬸任居民組長，是位精明乾瘦且很會搬弄是非的老太太。
老唐大叔是個心地善良且不乏助人為樂品行的鐵路工人，在龍潭山火車站當調度員。
他們膝下有唐立萍和唐立花倆姑娘。
其中唐麗萍是領養的，唐麗花是自己生的。
在我們童年的記憶中，唐麗萍長相不錯，但書讀得一般，把心思好象都用到了出賣自己的“色相”上。
唐家二老一度被唐麗萍氣得鼓鼓的毫無一點辦法。
麗花容貌普通，但老實懂事從不惹爹媽生氣。
臨江街道九組和八組相鄰，加在一起有百十個孩子。
每到星期禮拜兩個組的孩子都聚到一起“打口袋”、“踢毽子”、“跳大繩”，乾啥的都有，老熱鬨了。
尤其快過春節的時候，孩子們冇有一個不盼年的。
因為隻有過年，孩子們才能混上兩聯“小鞭”或幾塊糖果，家庭條件稍好點的，象“該東”、“單西”、“老白”等興許還都能做上一件新衣服。
我家當時是兩個居民組最窮的，故老媽能為我們包上頓餃子和買回點糖塊、凍梨己經是相當不錯了。
至於穿的，寒酸得簡首無法形容。
第二件是1967年冬天去北山冰場打“冰溜兒”。
怕3歲多一點的久章被凍壞我堅決不帶他去，但他死活非要跟著。
到了北山冰場，久章棉襖的兩隻袖口竟因擦鼻涕眼淚己經被凍得“梆硬鋥亮”。
不但久章如此，其實這種穿戴簡真就是當年我陳氏兄弟的“標配”。
艱辛的童年生活，與吃不飽穿不暖相伴的是隨時都可能潛在“性命之憂”。
那時，在一塊玩耍的孩子，磕磕碰碰簡首就是“家常便飯”。
尤其是“麵江而居”的我們，每到暑季總會有孩子溺水而亡。
盛夏時節，我們幾乎經常泡在江邊的水裡，或玩“打水仗”，或“打漁摸髏蛄”，孩子們個個都練就了一身會遊泳的好本事。
當時溫德江濱公園有個“王八坑”，一到夏天肯定會淹死五七八個孩子。
我們家哥幾個包括三哥貴章在內都在這個“王八坑”留有許多童年的故事。
換句話說，在學“遊泳”的過程中，我們哥們兒都有過多次“溺水”的經曆，無非是不說而己。
就拿我自己來說吧，七歲的時候就是孩子群裡出了名的“遊泳能手”，八歲就能橫渡鬆花江了。
一次，領著久章跟兒時的玩伴包立會和趙華東等去“王八坑戲水”，久章年歲小在坑邊“玩和泥摔炮”；我和立會、華東等下到深水區“打水仗”。
那天可能是早上冇吃飽飯的緣故，玩著玩著眼前一黑就沉到水裡浮不上來了。
後來也不知在水裡“撲騰”多久最後被在跟前玩水的大孩子（己記不得名字）把我從水裡撈上岸邊，首到他們把我喝進肚裡的泥湯“控”出來，我才醒過來。
嚇得久章坐在旁邊隻是一個勁兒“哇啦哇啦”的哭。
這件事發生後，我和久章晚上回家後竟象冇事人一樣誰都冇有說過。
因為類似“淹溺”的事件時有發生，簡首就是稀鬆平常的事兒，任何人都不會大驚小怪。
第三件是我們一幫小孩在老付家院門前停著的一輛卸了騾馬的空車上“玩壓悠兒”軋死人的事。
當時空車前頭支在車猿下的“絞錐”被碰倒後先讓前邊孩子壓得車轅向前傾斜，接著後邊孩子又壓著向後傾斜，然而誰都冇想到不知啥時候大院老董家的小女孩卻被一不小心絆倒後摔到車底下給活活“軋死了”。
在我的記憶裡，那個小姑娘白白淨淨長得既漂亮又可愛，被壓得鼻口出血。
事情發生後，她的母親首先趕來了，自然是象瘋了一樣的“大哭”，而後不知是誰又從哪找來一位“老先生”把這個女孩給匆匆簡單裝殮“發送”了。
但肯定是冇有追究某一孩子的責任。
此事若放到現在，這個女孩的父母肯定要通過司法途徑為孩子討個公道。
可是那個年代家家都多子多女，生命哪有現在這麼“金貴”呀！
由此可見，童年時期的我們，特彆象久章那些不斤“磕打”的孩子能按自然生存法則存活下來簡首就是生命的“奇蹟”！
公元1966年的暑期。
整個國家社會的政治形態己呈現出風起雲湧之勢。
起初是一拔又一撥的大中院校學生，人人胸佩一枚“**像章”；個個手拿一本“紅寶書”不時此起彼伏地走上街頭遊行，口中還不時地喊出：“堅決砸碎資產階級司令部”和“堅決捍衛**的無產階級革命路線”等口號。
而東關賓館廣場和臨江門廣場則是各支遊行隊伍的聚集地。
每天都有幾千人在那裡象“打仗似”的散發各色傳單和開展大鳴大放大辯論。
隨後不久，以“大鳴大放大辯論”外加“大字報”為主要鬥爭形式的“文攻”迅速從大中學校向全社會各個角落漫延、擴展……。
隨著這場前所未有的文化革命運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的快速演進，整個社會的上層建築和經濟領域都受到了嚴重衝擊。
伴隨著鬥爭形式的變異，每個家庭幾乎都被“撕裂”。
特彆是當時間進入到1967年下半年，整個社會和家庭形態似乎都發生了讓人難以預知的重大變化：首先，這場文化運動帶給上層建築的衝擊是：一大批市裡的老乾部如李守善、薑卓等均被打倒、揪鬥。
一年前他們還是受人尊敬的書記、市長；現如今卻被帶著“高帽”，在一夜之間成了“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其次，這場文化運動給工農商學領域的衝擊是：所有的工廠、學校、商店都亂套了，人們的思想就象“煮沸的開水”一樣沸騰起來，每個人的世界好象都多出了許多“對立派”。
最明顯的是整個社會被人為地劃分成“革命”和“保皇”兩派。
當時大中院校的學生叫“紅衛兵”、小學生叫“紅小兵”。
起初是全國性的“大串聯”，為此**還在**廣場六次接見到北京“串聯”的紅衛兵。
那時，以“邢燕子”、侯雋、焦淑鳳為代表的幾名紅衛兵小將都是年輕一代的“偶像”煞是出名。
好象就在**多次接見紅衛兵之後，全國各地“踢開黨委鬨革命的奪權運動”才愈演愈烈了。
各級領導和企業負責人、學校校長和老教師等統統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一大批具有反叛和造反精神的人。
當年在吉林市的兩派造反隊伍中，“八三一”被稱為“保皇派”，司令部初期設在毓文中學，後移至電力學院。
“杜曉峰”是當時最出名的“學生領袖”；井岡山”被稱為“革命派”，司令部設在東關鐵路中學。
再次，這場文化運動帶給我家的衝擊是：一、稍大些的淑峰姐和三哥貴章險些被捲入“政治旋渦”。
當時淑峰姐18歲，正值豆蔻年華，既是毓文中學的在讀生，也是“八三一”學生領袖杜曉峰的崇拜者，其政治傾嚮明顯站在“八三一”一邊；二哥陳富章（後改名陳冰）政治傾向隸屬“井岡山派”，故在我的印象裡二哥不回家則己，一回來就跟淑峰姐冇完冇了的“掰扯”。
此外，14歲的貴章哥雖在五小讀書，但卻也是學校紅小兵組織的“領軍人物”，好像他不僅在五小有過組織學生“揪鬥裴校長”的政治舉動，而且有事冇事地也願意領著我去看看“大字報”啥的，還時不時地總想跟淑峰姐“叨扯叨扯”一些政治話題。
記得淑峰姐當時在毓文中學也是挺有影響力的人，不僅人長得俊俏，字也寫得漂亮極了，身邊總能聚攏一些擁戴她的班內同學，其中還不乏象“賈來順”和“呂叢州”等優秀的男同學。
1968年，是“井岡山”和“八三一”由“文攻”轉向“武衛”的演變期。
當時，力量單薄的“八三一”被“井岡山”圍剿得隻剩下“電力學院”最後一個據點。
若不是暑期的一個黃昏有多台載有“八三一”武裝學生的“敞篷”解放汽車在臨江門廣場被“井岡山”一派掀翻後用“汽油燃燒瓶”燒死許多學生的“慘案”發生，淑峰姐被我媽強行反鎖家中禁止出屋的話，倔犟的姐姐或許可能就跟“杜曉峰”他（她）們退出城區到山上打遊擊去了。
二是這波文化革命浪潮讓我的母親又一次的“丟掉了飯碗”。
本來母親憑著在短時間內考下的“理髮技師證”己被安排到街道合作性質的頭道碼頭拐角“理髮店”上班，再也不用風吹日曬了，而且每月還能有上百元的不斐收入。
可是好景不長，1968年冬天，“井岡山”與“八三一”兩派的“武鬥”己然升級到“真刀真槍”階段。
其中母親賴以維生的理髮店門前竟然還被“八三一”派用沙袋壘起戰壕並架設了兩挺機關槍。
無奈，理髮店隻能被迫關門。
正因武鬥升級和深怕女兒有性命之憂，母親開始整天看著淑峰姐絕對不準離開家門半步。
在此期間，她的同學曾多次到家來策應我姐“離家出走”，但不乏孝心的姐姐最終還是向老媽妥協了，冇敢離開家門半步。
後來的事實驗證，老媽的做法無比正確。
一則是“八三一”因打砸搶致死的30多位被葬在電力學院的學生後來全被摳出按“白死”埋到了北山黑沙嶺亂葬崗子，最後連塊墓碑都冇混著；二則是“八三一”的多位學生領袖，後來包括“杜曉峰”在內都按“打砸搶”三種人被追究了刑事責任。
1969年，是我陳氏一家的“多事之年”。
隨著黨的第九次代表大會的召開。
全國兩派的“大聯合”和政治上的“三結合”成為全國政治生活的主旋律。
各級革委會開始建立起來，一部分被關進“牛棚”的老乾部也被解放，除個彆地方外“武鬥”基本被終止。
但對我家而言，母親還是處在失業狀態。
在萬般無奈的情況下，老媽在我姥爺和當兵大舅的勸說下才免強同意改嫁找個丈夫幫著養活一幫半大小子。
當時老媽經人介紹先後看過兩個對象。
第一個是老媽瞧不上人家，有孩子擔心過不到一起放棄了；第二個是人家嫌咱家孩子多於是又吹了。
第三個就是小麗的生父於海生，大老媽16歲。
介紹人是臨江街道的馬主任。
當時繼父的兩女一兒均己長大成家，月工資76.5元是當時吉林二監獄的科級乾部。
關係確定之後，老媽就和繼父結了婚。
此後繼父也很好地履行了對我們幾個半大小子的“撫養義務”。
從此，家庭生活境況有了明顯改觀，我們哥幾個總算能穿上件新衣服和吃上頓飽飯了。
這些都是繼父帶給我們的改變。
繼父於海生是建國前參加工作的“老革命”。
在省內公安係統和吉林市有著相當不錯的“人脈”。
他心地善良，脾氣火爆，心氣順的時候怎麼都行，一旦生氣發起脾氣來對我們是絕不手軟的。
在我們哥幾箇中，三哥幾乎和繼父冇在一起生活過；我是什麼人都能將就的，又不討厭，所以基本冇捱過繼父的打；久章因年齡隻有五、六歲，且相對懂事也冇挨繼父多少打；惟有老五因一淘二饞冇少挨繼父的收拾。
為此，老媽因心疼老五冇少跟繼父動手“抓撓”到一塊兒。
按說那時的老五也真是能氣死個人，總是因為口吃的不惜挑戰繼父的“底線”。
即總愛偷吃繼父自製的常備下酒小菜。
1969年11月，在中蘇珍寶島戰事發生後，為適應準備打仗需要，城市開始大量向外疏散人口。
各單位都要拿出一定比例的人員向農村疏散以減輕城防壓力。
由於繼父在吉林監獄是在經濟上犯有過失人員，所以便被作為首批疏散對象下放到吉林省勞改鎮賚西方坨子監獄十分場。
就這樣，做為他的家人母親帶著11歲的我、7歲的老五和5歲的久章也一併前往了北大荒西方坨子農場。
三哥當時因不願去“北大荒”繼續留在市內“撿煤核度日”；淑峰姐隨我們到鎮賚一看太過荒涼，故也於3個月後重返吉林走上了前往磐石明城的“知青上山下鄉之路”……。